如何应对学龄人口变动？

这几个月，郝蕾的主要任务就是招生。但结果不如人意，“一天只有两三通咨询电话，来园参观体验的寥寥无几”。郝蕾表示，前几年排队预约来园参观的场景，“恐怕再难出现了”。

目前，幼儿园招生到底是何种情况？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滑背景下，幼儿园又该如何应对？。

学前教育资源存在结构性错配

新生儿减少，学前教育最先受到冲击。

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而《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9.48万所。

在这波冲击中，民办园更是“首当其冲”。

从2019年开始，大连市某民办幼儿园园长刘媛媛微信群里，已陆续有民办幼儿园出兑转让的消息。生源数量下降，就无法支付员工工资、房租水电等运营费用。有民办园园长估算，生源数量下降一旦超过25%，幼儿园就难以维持，只能被迫关停。

天眼查数据显示，国内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含幼儿园、托儿所的企业注册数量，自2000年来一路增长超过200%，2022年出现了近十年来的首次下滑，同比降幅超32%。

民办园从扩张到萎缩，似乎就发生在这几年。2021年8月，北京朝阳区入园登记报名服务平台信息显示，朝阳区目前仍有136家幼儿园尚有富余学位，一些幼儿园学位还剩上百个，这些没招满的幼儿园中包含大量民办园。

但是，在老牌公办园集中的区域，招生依旧火热。

，正值户外活动时间，孩子们正在操场锻炼。三教寺幼儿园园长王岚告诉;北京各区幼儿园学位供需不均，远郊区县相对均衡，中心城区空间场所有限，现有的入园压力依然很大。”

对于王岚来说，生源数量减少的表现是，教室等资源逐渐宽松。她正计划将园内的“半日班”恢复成“全日班”，“这仅仅是入园资源紧张的老城区恢复正常的过程”。

有一个大背景是，针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更加凸显的“入园难”，国务院连续推出3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增加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是重点。

2021年4月，教育部等四部门下发《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到2021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0%左右。

“在一些地方，‘入园难’刚刚得以解决；在另一些地方，也确实存在‘一孩难求’。这两种情况并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看来，幼儿园出现招生困难，出生率下降并非唯一原因，学前教育资源存在结构性错配问题。

生源减少不是新鲜事，避免师资流失迫在眉睫

向日葵玉河幼儿园位于北京中心城区的胡同里，是一所普惠制幼儿园，每年预计招收3个小班，每班满额25人，共75人。与公立园不同，即便地处老城区，保住生源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生源减少不是新鲜事儿。近几年，适龄幼儿入园已经出现递减。”向日葵玉河幼儿园负责人刘亦歌坦言，自幼儿园成立至今，没有一年招满过。

“好在开园第一年，我们接收了不少因其他幼儿园装修转园过来的孩子，不然目前在园幼儿会更少。”刘亦歌庆幸，作为普惠园，收费相对较低，每个月政府会根据实际入园人数给予补贴，按照每生每月1900元的补贴标准。

刘亦歌说，目前幼儿园尚能达到收支平衡。如果再少一个班生源，意味着有一个班里的教师没有了收入保障，“这种关联很明显”。

在策划今年秋季的招生方案时，刘亦歌依然不乐观，“很可能又无法完成”。“我们希望能够向下延伸招收两岁孩子入园，弥补招收小班生源不足的问题，把闲置教室等资源充分利用起来，避免出现培养了多年的教师流失，同时满足家长们对托育的要求。”刘亦歌说。

刘亦歌一直想招收托班，但没能如愿。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两间闲置的教室里，教具玩具一应俱全，盖着塑料布。

“向下延伸”托育服务，增强按需有效供给

当生源变得稀缺，幼儿园开始“向下延伸”，进行托育探索。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托育”话题再次引发热烈讨论。

上海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年底，已有超过50％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其中超过一半为公办园。上海、深圳、杭州等地也在探索幼托一体化试点。

“上海等城市公共服务发展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儿园的学位出现了空余。”洪秀敏还透露，2019年，一项对13个城市入托供需的调研显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这种意愿，在大城市特别明显。”洪秀敏说。

一边是家长有需求，另一边是幼儿园有空闲资源，为何不能一拍即合，向下延伸托育服务？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均有办托班的计划，但还未通过教育部门的许可。

有幼儿园园长坦言：“一般来说，3至6岁的学前教育归教育部门管理，但是0至3岁托育由卫健部门管理。卫健部门对推动幼托一体化很积极，但教育局往往更希望幼儿园生源减少后，优先解决大班额、就近入学等问题。”

对此，洪秀敏建议：“应尽快理顺托班管理机制，明确教育部门和卫健部门职责。如由教育部门负责准入审批和业务指导，卫健部门负责备案。两部门联合发力发文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加强对行政区域内幼儿园托班的综合监管和质量检查。”

洪秀敏还提醒，各地应及时调研和预判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在托育服务类型、年龄、内容、形式、价格、距离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与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增强按需供给、有效供给，在持续扩大托育供给总量的同时，着力发展就近普惠托育。

“政府部门可通过土地优先保障、税费减免、专项补助、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各类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建设发展，建立多主体、灵活多元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王岚也建议。

“学前教育领域，‘跑马圈地’‘漫天要价’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正在挤出水分。”刘亦歌表示，新开设托育确实可以抵消人口数量降低给幼儿园带来的冲击。幼儿园也不能只靠吸收存量维持运转，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服务，始终是幼儿园的生命线。

“‘向下延伸’提供托育，不是幼儿园的简单转型。事实上，0至3岁托育工作对幼儿园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刘亦歌说。

积极应对学龄人口变动

（，系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人口变动新形势及其带来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而出生人口下降对学前教育产生的影响早已显现，争抢生源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城市幼儿园也出现招生困难的现象。

各类幼儿园的经费来源有差异，在生源争夺战中的处境不同。普通民办园主要经费来源是保教费，需要支撑房租、教师工资和日常运转等支出；除了保教费外，普惠民办园还能够获得政府的生均补贴；公办园能够获得人员性经费、生均补贴等全方位经费支持，也能正常收取保教费。因此，在这场生源争夺战中，普通民办园因不具有保教费的价格优势而更容易出局。

幼儿园关停使大量的教师离职。生源规模下降导致经费压力增加，极易引发学前教师待遇降低或工作负担加重，导致教师离职。此外，对于部分向早教机构或托育服务机构转型的幼儿园而言，要求教师具备幼儿教育与托育服务的双重职业标准，不胜任的教师也应离职。实际上，当前大部分学前教师的聘任方式为合同制，公办园有编制的教师也极少，一旦因生源变化导致教师需求下降，学前教师职业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这致使学前教师岗位的吸引力堪忧。

部分幼儿园招生困难，也引发了城市居民学前教育成本的上升。对于部分老旧城区及适龄儿童分布较分散地区，幼儿园的关停会降低区域内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水平，带来幼儿上学距离变远的问题。而如果幼儿家长想通过买房、租房等方式实现就近入园，必然会增加家庭支出。生源萎缩使民办幼儿园办学的规模效益降低，生均办学成本上升。我们对南京某社区民办园的调查发现，保教费加上延时服务费和特色课后班费用后，每个孩子一年的费用总额高达4万元。

当然，学龄人口的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局面，使学龄儿童进入公办园的机会增加。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线城市某公办园2019年核定招生数为120人，报名人数超过1000人；2022年，同样的招生数，报名人数下降为500人。此外，为了增强竞争力，许多幼儿园将会通过减少班级规模、优化师资配置、强化发展特色和多样化教育服务等措施来进一步提升保教质量。部分幼儿园为了避免关停，逐渐变成托育机构或托幼托育一体化服务机构。

从目前看，学龄人口减少的趋势将持续。其对学前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何应对学龄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城市内部，因人口密度、人口结构和流动状况有差异，不同类型区域受到的影响不同。应基于城市居民分布和人口结构，精准预测各区域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统筹规划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在区域内实现教育资源盈缺互补。

对于人口居住较分散和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区域，最先面临生源减少的压力。为了提供基本的民生服务，应保留部分幼儿园，并积极引导幼儿园向托幼托育一体化机构转型，为城市居民提供高品质的学前教育服务。对于人口相对集中和以年轻人为主的区域，生源相对充足。应逐步增加公办园学位供给，提升学前教育服务水平。对于人口密度有增大预期的区域，应增加教育资源投入，按需扩建、新建幼儿园，缓解人口高峰入园压力。

为了保证普惠园能够正常运转，应转变生均拨款的经费支持方式，以在园幼儿人数、班级数和一所幼儿园必要的经费支出等综合核定补助标准，保证生源下降后一部分保基本的普惠园能够生存发展，使城市居民在不增加保教费的前提下有均等的机会进入高质量的普惠园。生源下降并不意味着城市能够减少学前教育经费投入，而应及时调整经费投入方式，保证学前教育服务水平能够稳步提升。

为了实现学前师资的供需平衡，应及时调整学前师资培养规模和培养方案。提前预测学前师资的需求总量，并据此调整培养规模，避免培养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面临失业或更换职业的现象。同时，应根据托育服务的需要调整培养方案，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素质结构能够同时满足保教和托育的需要，提前为托育服务储备人才。

此外，学龄人口的变化，在城市和农村呈现出不同表现。目前，随着学龄人口密度持续减小，乡村地区出现大量小规模幼儿园，形成了“点多、面广、规模小”的分布格局。由于规模过小，许多保教活动难以开展或效果不佳，保教质量受影响；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将进一步降低，入园成本将变大。如果乡村幼儿园进一步减少，那么偏远地区幼儿“入园远”等问题将逐渐凸显。由于地理位置、工作条件、编制供给和综合待遇等不具有竞争优势，乡村幼儿园优质教师配置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这种状况并不会因学龄人口下降而得到缓解。

在积极应对学龄人口变动带来的挑战时，应将乡村学前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城市分别对待，为公办园按需核定编制，提升学前教师岗位的吸引力；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健全多级财政分担机制；充分挖潜可用资源，利用好乡村小规模学校闲置校舍。总之，应寻找符合乡村特点的解决之道，使学前教育资源布局能够匹配学龄人口的空间分布。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