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应成为职业教育空间布局优化的主场域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布局整体缺乏城市群规划视野，城市群内部虽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但职教生态差异较大，协同治理难度不容忽视。因此，如何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服务数量、性质、类型和规模各不相同的城市发展，如何进行更加有效的空间布局调整，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

城市群是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职业教育服务城市群是其天然属性的现实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职业教育具有明确的空间指向和较强的适应性，不适应区域发展的职业教育不能称之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空间经济格局逐步演化，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要素投入，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技术技能人才用工荒更加彰显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将城市群作为基本单元对职业教育布局进行剖析，会发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路和新视角。

以城市群为单元进行职教布局，旨在“用空间换时间”。职业教育资源禀赋相对有限，投入一旦确定，很难在短期内迅速改变，客观上较难灵活对接产业需求，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供给和动态变化的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易调和。城市群的特征及其特有的空间拓展功能，可以打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地域限制。以城市群为单元谋划职业教育布局，将局限于城市内部的发展规划扩展到城市群范围内，既扩大了技术技能人才服务范围，也扩大了产教融合地域范围，能够有效缓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滞后与产业快速更新迭代之间的矛盾。

当前，正值我国空间经济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人口和产业有进一步向城市群聚集的发展态势，19个城市群以占全国25%的土地集聚全国75%的人口，创造占总量88%的GDP。城市群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固有界限，生产力布局以产业关联程度及产业内在联系为依据，城市群内外产业分工、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既有以省级和地市级区域为主要规划单元的职业教育布局，存在过度依赖行政地理区划，忽视经济区划的弊端，现实中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新型空间经济形态和学生个体发展需求。城市群聚焦理论、工业区位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相关理论都直接或间接证实了合理的职业教育布局对城市群建设的助推作用，随着城市群发展，职业教育也迎来了优化调整的良机。

我国城市群职业教育空间形态有待优化

城市群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往往也是问题和矛盾聚集地。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对职业教育空间布局进行探究，可以准确总结特征、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通过对职业教育督导评估采集数据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城市群职业教育空间布局存在以下主要特征：

整体空间形态初步形成，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我国城市群中，中职教育规模与人口正相关，中原城市群作为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群，中职学校数量居首。高职学校（本文特指专科层次）分布与经济水平高度相关，集中于发达城市群。但是，发达城市群人均职教资源占有量仍明显不足。

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和强度不够，虹吸效应逐渐加剧。多数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足，整体呈现较为严重的优质资源分布失衡，除长三角外，其他城市群职业教育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省会和中心城市。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大湾区内地九市中有五个城市拥有“双高”高职学校，广州独占9所，市内还有10所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其他城市均未超过5所。随着城市群内外部人才流动加剧，优质教师资源有进一步向中心城市及发达城市群聚集的趋势，次级城市教师资源严重流失，发达城市群教师内部流动问题尤为突出，导致一些学校丧失了培养优秀教师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固化并加深了资源配置不均。

专业设置与市场匹配度不高，部分城市群毕业生外流严重。除京津冀和兰西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更加集中于培养成本相对较低、学生更愿意接受的第三产业相关专业。成渝、长三角、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占比远低于高职学校第三产业专业数占比。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群保持着较高的就业率，部分经济落后城市群人才外流严重。

职教发展各具特色和优势，缺乏城市群内外部合作。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呈现较高市场化程度，雄厚的产业基础为职业教育提供有力支撑，校企合作数、校均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遥遥领先，社会培训经费连年攀升，高职经费中来源于行业企业的部分占比超过10%。兰西、成渝城市群虽然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但是职业教育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地方财政投入力度较大，企业为高职学校提供校内实践仪器设备力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整体来看，城市群内部虽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但职教生态差异较大，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资源条块分割严重、合作共赢机制仍未建立，缺乏长期合作意愿和规划。

明确城市群职业教育空间布局优化治理路径，理清复杂关系网络

城市群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明确城市群职业教育布局优化治理路径，必须处理好竞争与合作、公平与效率、整体与局部、稳定与动态的关系，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搭建职教圈层治理框架，成立权威性协调机构。从我国职业教育现有空间形态来看，中心城市起主导作用，以中心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带动周边发展，符合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基本原理。要以中心城市为原点，构建特色化、差异性的职业教育圈层治理框架，充分利用城市群职业教育的向心性开展帮扶，探索形成功能性层次分异格局。

多角度挖掘城市群空间价值，有效释放“空间红利”。城市圈层向外扩展表现出周期波动性特征，这时候往往出现新旧产业更新迭代的发展机遇。职业教育要充分利用城市群的空间优势，为产业升级和区际转移预留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空间，为技术技能人才发展提供更多可能。从产教融合角度看，职业教育要打破原有地域限制，将局限于城市内部的产教融合拓展到城市群范围内，通过扩大产教融合地域范围，缓解人才培养滞后与产业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服务面向角度看，职业院校既要准确对接产业链条上的点位，也要明确空间维度上的服务范围，适时动态交叉调整，及时进行资源互换和共享。

制定城市群职教资源流动规则，协商构建利益补偿机制。城市群发展的初期阶段，职业教育资源往往过度集中，次中心城市则处于“吃亏”状态，极易造成公平和效率的严重失衡，需要国家层面通过相关机制进行协调。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双管齐下，能够更好地协调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关系，推动城市群职业教育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格局。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调节功能，以财政转移支付、发放政策红利等方式进行优质教育资源布局。对于可流动性资源，例如优质双师型教师资源，可协商建立区域内流动规则和教师培养补偿机制，激发人才培养活力。

充分激发数字资源效能，搭建区域性公共服务平台。城市群文化同源、产业相似，数字技术可以发挥更大效能。要加强城市群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调整，运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搭建公共数据平台，更加准确地开展劳动力需求预测和超前规划，对学校毕业生的工作情况进行跟踪调研，定期发布城市群内部产业动向及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动态等相关信息。紧密结合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并参考动态数据资源，由政府、学校和企业共同引导职业院校进行专业设置，根据城市群产业发展状况及院校自身特色及时调整学校发展规划和专业结构，评估专业发展的优势并积极发扬，评判专业建设的缺陷并及时改进。

（，分别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