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何不被“困”在工作时长里？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再次进入超长“待机”状态，他们的相关劳动权益问题也备受关注。

根据平台企业的薪酬设计规则，无论是快递员、外卖员的计件制，网络主播的时薪制，还是网约车司机的在线时长与派单质量绑定，收入水平都高度依赖工作时长，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得不超时工作。

当现有的工时制度和劳动定额标准，受到新业态用工方式的冲击，从业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超长“待机”，少有休息

“没回信就是在直播。”广州带货主播罗阳（化名）在自己的微信名上这样备注。2020年正式入行后，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罗阳开始奔波在不同的电商平台、商家之间。“这场直播结束了，得立马赶下一场直播，不是在直播，就是在去直播的路上。”他给，几乎每天都有2～3场直播。

通常，晚饭后、睡觉前是直播观看人数最多的时段，因此，晚上12点是罗阳正常的下班时间，有时也会凌晨2点才下播。赶上“双十一”这样的购物节，每天要连播3场，每场直播3～4个小时。

直播时要始终保持情绪饱满的状态，下班后的罗阳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句话也不想再多说。

和罗阳一样，合肥网约车司机陈广（化名）每天收车后也身心俱疲。从早上6点出车一直到晚上八九点收车，他的一天几乎都在车里度过。入行半年多，他很少休息。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此前发布的《2021年中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显示，大部分网约车司机都在高负荷运转，日均工作时间为11.05小时，其中，49.21%的网约车司机每日出车8～12小时，27.38%的司机每日工作12～16小时，74.76%的司机一周出车 7 天。

尽管各平台有防止司机疲劳驾驶的强制措施，然而，对大部分司机来说，每4小时强制休息的20 分钟无法真的休息，只能在路上空跑，有的司机甚至会换个平台继续接单。

收入灵活，依赖时长

罗阳没有与直播机构签约，工作相对自主灵活，同时也意味着无底薪、赚时薪，时薪100元～200元不等。即使成交额很高，主播也很少能拿到额外的提成，只能通过拉长时间增加收益。

，不同的新业态行业虽用工模式不同，但多数从业者收入以计件为主。

，负责人表示，基础单价每单5元，入职满3个月，每月出勤28天且跑够1000单，可拿到6.8元/单的最高单价。

在该站点业绩靠前的专送骑手小刘月入近万元，与之对应的是每天上线十几个小时，最多的一个月，他跑了近1800单。

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更多的时候，他们“想停也不能停下来”。

前述《报告》指出，有司机表示：“如果不出车分会掉，分掉了就会影响接单，因而需要每天都跑。”这种现象也得到了陈广的印证：每天要保证上线至少10小时，活跃值越高，派的单就越多越好，“感觉被在线时长‘困’住了”。

“如果不多跑，可能连租车费都挣不回来。”陈广每天租车费用125元，每单抽成比例18%～30%不等，到手后所剩无多。“单价太低，一口价的单只能挣个起步费。”为此，他注册了多个平台，哪个价格合适就跑哪个。

而对罗阳来说，一旦停下来，可能就意味着被行业抛下。

“一个同行休息了10天，回来后发现，之前合作的品牌已经找到了新主播。”罗阳感觉到直播行业越来越“卷”，不断有新人涌入，时薪也在“缩水”。

针对性探索工时规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肖竹表示，新业态用工形式灵活多样，部分从业人员与平台或相关方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但更多属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以及“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的情形，这两类用工方式目前尚未建立明确的工时保护规则，整体处于失范状态。

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敏指出，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介于两者之间的“不完全劳动关系”。他建议，相关立法要针对“不完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和相关劳动基准等进行明确。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有别于传统的“企业+雇员”模式，劳动者通过平台自主接单承接工作任务并获得报酬，劳动用工任务化、计件制更具有普遍性，对传统工时和劳动定额的制度逻辑产生了强大冲击，需针对数字时代和新业态用工，设计具有适应性的工时规范制度。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则认为，考虑到从业者多平台就业的特性，应探索基于经济从属性的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在从业者灵活就业总时长无法直接控制的前提下，大型平台可以通过任务连续性和总量的控制来限制劳动机会，防止过度劳动。当从业者达到任务计量基准时，平台应停止派单，否则要承担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责任。

如何根据新业态不同行业、职业的特点，建立针对性的工时规范？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提高劳动者单位时间的报酬收入，以符合劳动者基本工作收入预期目标，减少收入水平对工作时间的过分依赖。对于网络主播等单一工作场所的单一工作形式的工时规制，则应从劳动者身体健康和职业安全的角度保护其休息权，对其最长工作时间建立强制性规范规则。”肖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