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校园霸凌，多国出重拳

印度：学校成立“反霸凌委员会”

印度某官方教育机构的社会调查显示，印度约有42%的学生曾遭遇校园霸凌。与其他国家相似，印度的校园霸凌源自学生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大到不同种姓、不同经济地位、不同宗教信仰等，小到学习成绩、性格、个头等，都可能成为霸凌的理由。

印度80%以上的人口信印度教，而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最大特征就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所以说，等级观念和上下尊卑之分，是渗透到印度人血液中的与生俱来的理念。同时，印度多种宗教并存，相互之间矛盾与冲突由来已久。此外，贫富的巨大差异、城乡的诸多差别等成人社会的种种矛盾，映射到校园中，很容易形成校园霸凌依存的土壤。比如说，达利特种姓的学生更容易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达利特是印度种姓制度的最底层，印度不少地方都曾爆出达利特学生被高种姓同学殴打、达利特女生被性侵的事件。更常见的是软暴力，比如在学校中，被分配打扫厕所的往往是达利特阶层的孩子。

家境贫困的孩子更易成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印度政府为照顾贫穷群体，允许学校给穷困阶层的孩子一些名额，在招生、升学等方面予以照顾，甚至给这些孩子额外的奖学金、助学金。而这些优惠政策，有时反而会给这些孩子招来忌恨和嘲笑，导致霸凌。

即使到了大学，也依然存在校园霸凌。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一开场就有大学老生作弄新生的场景。这种恶作剧式的校园霸凌在印度很普遍。2019年，印度媒体报道了发生在北方邦撒法伊医科大学的一起校园霸凌事件，150名刚入学的新生被逼剃光头，用这种方式向老生致敬。

印度政府和学校试图从源头上预防校园霸凌现象，比如，从法律层面上，印度宪法早在1950年就规定了要保障弱势群体学生的教育利益；在1986年和1992年的教育法规中，都明确了一些保护校园弱势群体免受霸凌和不公正待遇的措施。但这些政策落实并不到位，对反校园霸凌收效甚微。2005年，印度政府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甚至将一些种姓和部族的保留名额比例上升到近50%，但这引发高种姓人群的强烈不满，带来新的阶层对立和霸凌隐患。

2015年，印度政府要求所有学校成立反霸凌委员会，由校领导、教师、校医、辅导员、家长代表、法律顾问等组成，职责包括制定反霸凌预案、开展针对学生和家长的反霸凌培训、监控并制裁霸凌行为等。此外，一些学校还开通 “霸凌热线电话”、设置 “霸凌信箱”，甚至校园霸凌匿名举报App也上线了。这些举措不同程度上抑制了校园霸凌，但印度反校园霸凌，仍然任重道远。

日本：立法严惩施暴者

2011年10月，日本的滋贺县大津市一名初中2年级学生因为校园霸凌跳楼自杀。施暴者3人中的2人被送入少年犯监管机构，1人因不满13岁被相关儿童心理部门监督管理。校长在内的5名校职人员和教育部2名官员被处分或免职，这是日本为校园霸凌案立法的起点。

2013年9月，日本首部《防止校园霸凌对策推进法》正式实施。法律规定，当自己受到校园霸凌或者看到这样的事件时，就要第一时间报警。由警察出面进行调查。而且校园霸凌的界定不止限于当面欺凌的行为，利用网络及电话等方式中伤当事人的同样被界定为霸凌。2020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数据显示，校园霸凌从内容上看，辱骂和排挤占了近八成，让人受伤的暴力和抢夺财物的欺凌，从比例上来看并不多，使用电脑和手机的网络欺凌事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该调查结果显示，校园霸凌主要发生在小学和初中低年级阶段。笔者女儿来日本上学的第二年刚开学不久，体育课上因为脚受伤影响了同组的两个男生参加活动，遭到语言霸凌，老师非常重视，不仅让那两个男生当面道歉，而且持续关注他们和女儿在平时的关系。虽说老师的做法显得有点“大惊小怪”，然而校园霸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扩大的。为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挽回的程度，及早发现及时制止尤为重要。

作为老师，留意学生的一些细节，多与其他在校老师沟通、全面了解学生情况，与学生之间建立顺畅紧密的联系是关键。在日本小学，班主任老师几乎全天都与学生在一起，除了少数专业性科目之外，大多数科目的教学都由该老师一人完成，甚至中午饭都与学生在一起吃，可以说，孩子与班主任老师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长在一起的时间都久。老师对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都很熟悉，也就更能从细微处着手，防患于未然。

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大津事件的第二年，东京品川区中学一名一年级男生跟老师说自己的铅笔被折断了。老师提醒全班注意，但也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最终欺凌一步步升级，几个月后男孩不堪忍受来自全班同学的各种嘲笑和言语攻击而自杀。和从前相比，现在的校园霸凌多数不是一对一，而是多人对一人，也更隐蔽。作为家长，要常与孩子沟通，细心观察孩子的状态，教孩子保护好自己。

英国：受害人匿名举报渠道很多

在英国，校园霸凌是一个永恒话题。英国每12个孩子中就有1人在学校被严重欺凌，导致学习、健康受到影响；受欺负的孩子自杀率是普通孩子的7倍；至少半数以上的未成年人自杀都跟受到欺负有关。

当地媒体报道，曾有一名9岁的儿童致电英国慈善机构“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关爱热线，称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被公开辱骂、勒索，并遭到死亡威胁。还有孩子举报说，多条关于自己的不实谣言在互联网上流传。其中一名男孩表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欺负我，称我又丑又胖。我不敢还击他们，否则换来的只会是在学校更过分的欺凌。我不想跟老师说这些，只能伤害自己来减轻痛苦。”英国反对欺凌联合会全国协调人玛莎·埃文斯认为：“对于青少年来说，网络霸凌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英国政府近年定期发布《互联网安全绿皮书》，督促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公司采取措施应对网络霸凌。此外，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呼吁推动相关立法，并对社交媒体用户建立起网络暴力预警机制。

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恶性欺凌都是从一个无意的小事开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人所承受的羞辱不断升级，欺凌者的行为也会变本加厉。调查发现，29%被欺负的人有过自我伤害的经历。在学校被欺负的人更有可能心理健康受损。孩子遭受欺负的原因有很多，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与众不同，种族、外表和家庭结构都可能是原因。因此，移民儿童相对来说更有可能被欺负。在本世纪初，英国校园霸凌现象突出的原因之一，是移民人数的上升。

英国政府10年前就专门开发在线平台方便青少年匿名举报校园欺凌。举报者可以通过截图的方式把辱骂性的信息保存下来，或者把霸凌者的照片拍下来，发送给平台工作人员。举报结果仅仅会被举报者学校里的教师看见。这款应用软件已在英国多所学校推广。2020年有3/5的英国青少年认为校园霸凌事件有所减少，有1/4的家长认为校园霸凌问题正在得到改善。

加拿大：校内外到处有监控

有统计显示，47%的家长称自己的孩子遭受过校园霸凌。相比一对一的霸凌，更严重的校园霸凌是“校园帮派霸凌”，一种是以暴力手段霸凌同学；另一种则是“软霸凌”，即拉帮结派、孤立看不顺眼的同学，这类“冷暴力”令人窒息。

为应对校园霸凌，加拿大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首先，对校园霸凌作出概念界定。加拿大对校园霸凌的定义，是“采用各种直接、间接手段故意伤害或恐吓他人，且受其霸凌者无法自我保护或辩护”，其适用范畴包括身体霸凌、情感霸凌、性霸凌、口舌霸凌（给别人起外号、不断嘲笑或辱骂他人）、种族霸凌（以种族、信仰、文化背景为理由进行歧视和霸凌）、网络霸凌（在北美自2005年起开始被正式纳入校园霸凌范畴）。有了清晰的概念界定，有助于有关各方迅速判明校园霸凌的性质，并恰当应对。

其次，通过立法和惩罚制约校园霸凌现象。第三，宣传普及反校园霸凌知识。加拿大各省普遍设立“儿童帮助”（Kids Help）热线和专门网站，并反复教学生如何使用这些帮助渠道。许多在校园中散发的“反霸凌”小册子上都明确、醒目地提醒学生“碰上校园霸凌要敢于打911（报警）”，并要求警方在接到校园霸凌报警时必须作出反应。

第四，加大校园监控技术手段密度。在加拿大，监控器材最密集的地方不是十字路口或者重要广场，而是中小学的教学楼内部。而这些监控影像资料，学校本身无权删除、剪接，一旦出现家长或学生投诉，学区教育局便会调看这些资料，如果有疑点则会上报市教育局，并在需要时移送法律程序。有研究者指出，“让学生相信校园内到处都有监控”本身就是对校园暴力的一种震慑，也有助于提升学生在校园内的安全感。